人民网柏林6月14日电（记者刘仲华）从青年时代在海德堡大学的一场讲座中怦然心动，到1985年首次踏上北京的土地与中国哲学泰斗面对面交流；从探寻中西思想的“互译”机制，到作为德方学术召集人推动德国汉学家大会在青岛落地……德国国家科学院院士、第十五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得主朗宓榭，用大半生的学术研究与执着，在西方与中国之间架起了一座理解的桥梁。

近日，他向记者谈及他与中国的不解之缘时深有感触：“相互尊重与彼此认同，是中德汉学合作的秘诀。文化记忆不仅没有与现代性割裂，恰恰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深厚的价值锚点。”

“我从青年时代起，就对遥远而陌生的文化怀有浓厚兴趣。”回忆起学术生涯的起点，朗宓榭的讲述带着一丝戏剧性。最初，他在海德堡大学攻读阿拉伯学，满心以为能借此推开异域文明的大门。然而，迎面而来的却是词根、音变和语法结构的“排山倒海”。

“我对语言学怀有深深的敬意，但彼时吸引我的并不是语言结构本身，而是语言背后那个广阔而陌生的世界。”他坦言，自己渴望接近的是一种文化的精神气质。

命运的转折发生在某天。他未来的老师、德国著名汉学家鲍吾刚教授来到海德堡演讲。坐在台下的朗宓榭在聆听中，心里几乎立刻响起了一个声音：“一定要跟随这位先生学习。”

从此，他正式开启了走向中国的汉学之路。对于这个决定，他坚定地说：“我一生从未后悔。”

1985年，朗宓榭带着研究项目首次来到北京。当时，他的主要任务是考察德国文化在中国当代哲学中的接受与理解。那次中国之行，让他有幸与贺麟、张岱年、宗白华等中国哲学界的重要代表人物进行了深入交谈。

“我对中国的认识，是随着中国自身的变化而不断转变的。”他回忆道，1985年他所见到的中国，还相对贫困，刚开始重新认识自身的文化传统。而在此后的岁月里，他亲眼见证了中国不仅发展成为一个富裕的国家，更成为了一个“对自身文化充满自觉与自信”的国家。

伴随着对中国的深入观察，他的学术研究也在不断向历史的深水区挺进。从宋元时期士人的实践与精神世界，到近代中国接受西学时新语汇的形成机制；从耶稣会士在华活动的历史影响，到中西命理传统的比较研究。这些常人眼中的“冷门”或被历史摒弃的知识，在他看来都蕴含着极高的思想意义。

2013年，凭借其在汉学领域和中西文化交流上的卓越贡献，朗宓榭当选为德国国家科学院院士，这对于文科教授来说是极高的荣誉。

今年4月，作为德方学术召集人，朗宓榭与北京语言大学共同推动德国汉学家大会在青岛召开。会议的重要目标之一，就是让中国学界和公众更加了解德国汉学现状。

“我们希望呈现的是一个‘横切面’，展示此时此地的德国汉学家究竟在关注哪些研究问题。”他介绍，当代德国汉学具有鲜明的国际性取向，涵盖了思想史、哲学、社会史、政治史乃至媒介研究等诸多领域。但他始终坚信，无论方法如何扩展，汉学研究最根本的基础依然是“语文学”——只有对文本、语言与历史语境有细致把握，一切讨论才能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之上。

在他看来，推进中德乃至中欧文明交流互鉴的秘诀在于“相互尊重与彼此认同”。“西方汉学的研究成果为理解中国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；而西方汉学的发展亦长期受益于中国学术界，二者之间呈现出一种深度的互构关系。这种双向的知识流动，不仅促进了两者在研究方法和对象上的相互渗透，也彰显出全球范围内围绕汉学研究的交流合作不断加强的趋势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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